福建博物院，位于福州市区风景如画的西湖与左海公园之间。其前身是1933年设立的“福建省立科学馆”，1953年4月成立福建省博物馆。2002年10月，新馆落成并对公众开放，更名为福建博物院。
在全国4510多家博物馆中，福建博物院是唯一集博物馆、自然馆、积翠园艺术馆、考古研究所、文物保护中心、国家级水下考古研究基地“六合一”的综合性博物馆。
福建博物院馆区由四座建筑组成。主体建筑是数个具有福建文化特色元素的集合：富有福建民居特色的几字形屋顶，体现“闽”字内涵的图腾柱，汇集大中国文物精华的浮雕墙体，模拟福建土楼风格的自然馆建筑，扩散水纹状的主体建筑广场。整体建筑独具海洋文化特色，同时又融合了闽南石文化和福建古代建筑风格。
福建博物院的基本陈列以福建的出土文物和历年收藏为基本素材，吸收了历史、文物、考古、自然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主要有：《福建古代文明之光》：完整地展示了福建从远古到鸦片战争以前的发展脉络，使人从中感悟历史深处的文明之光。
《弦歌悠远——福建戏曲大观》：福建戏曲是中华戏曲百花园中的名花奇葩，源于唐五代，形成于宋元，兴盛于明清，传承于当代，具有历史悠久、剧种繁多、剧目丰富、特色鲜明、艺术精湛等特点。此展通过文物展示、视听演绎，让观众领略戏曲魅力，弘扬传统戏曲文化。
《意匠天工——福建传统工艺精品陈列》：该陈列中的展品既有中华民族共性风格、又有浓郁福建地方特色，凝聚着非凡的创造力和神奇的艺术魅力。
《福建古代外销瓷》：福建是古代瓷器航销海外的重要起锚地，此展荟萃了福建千姿百态的来自古代窑址或海底沉船的外销瓷品种，展示了福建向世界传播的不朽陶瓷工艺。
《恐龙世界》、《动物万象》：具有土楼风格的自然馆建筑内汇集了“恐龙世界”“动物万象”两个陈列，从中生代昂首长啸的恐龙，到现代缤纷复杂的各类生物，一一展示其中。
另外，福建博物院每年不定期推出30个左右临时性展览，这些展览主题鲜明突出、内容相对独立，融知识性、艺术性、趣味性于一体，涉及文物、书画、摄影、工艺、图片等多个品类。
福建博物院拥有馆藏文物17万余件，自然标本1万多件，藏品上至旧石器时代，下迄当代，包括陶瓷器、金银器、铜器、玉石器、铁器、竹木漆器、骨角牙雕、纺织品、书画、碑刻、革命文物、文献谱牒和动植物化石、矿物标本等，其中珍贵文物达3万多件。
福建博物院历时3年，联合沿海七省45家博物馆300余件文物，策划创办《丝路帆远——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七省联展》，再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衰历程，展示沿线历史文化遗存的独特魅力。
展览已在联合国总部、英国、澳大利亚、巴西、西班牙及福建、北京、山东、广西等地展出，2015年开始前往东盟十国巡展。
福建博物院还对“海上丝绸之路”“闽台史前文化”“土楼文化”“海洋文化视角下的沿海岛屿调查”等课题进行深入研究，推动学术研究工作。
“海上丝绸之路”，是陶瓷之路、香料之路、茶叶之路，也是白银之路。不断穿梭的舟楫，通过沿途星罗棋布的港口，不但将古代中国精美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麻纸以及技术等远输世界，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带回了香料、琉璃等诸多域外商品，异域文化的传入同样丰富了华夏文明。如今散落各地又得以重见光明的丝路遗珍，便是当年互通有无的文化使者和历史见证。今天，向大家介绍孔雀蓝釉陶瓶，希望通过它，能够带领读者管窥历史的编码、文化的信息，重现昔日海外贸易的繁华盛景，以及云帆高张、艰涉琼波的远洋探索所带来的文明互动。
1965年，福建省博物馆（现为福建博物院）在福州北郊莲花峰南麓，清理了五代十国时期闽国第三代君主王延钧之妻刘华墓。该墓早年被盗，大部分物品被洗劫一空，只清理出三件“波斯孔雀蓝釉陶瓶”（其中之一见上图）和一组颇有盛唐遗风的陶俑。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三件“波斯孔雀蓝釉陶瓶”，这是我国最早发现的孔雀蓝釉类器物。其器型硕大、造型独特、釉色新颖，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
这三件瓶子，均为小口、长鼓腹、小底，状如竖立的橄榄。其口径和底径均为10余厘米，腹部却有40余厘米，高度近80厘米。这种中间大两头小的造型，器物稳定性较差。瓶子表面施一种间于蓝、绿色之间的釉色，釉层较厚，学界将此种釉色习称为“孔雀蓝釉”或“孔雀绿釉”。从瓶底的胎来看，其断裂面呈淡红色，质地疏松，可见其烧制温度较低，尚未达到瓷器标准，当为釉陶类器物。然而这三件陶瓶表面装饰有所不同，其中两件在颈肩部附有三个小立耳，上腹壁贴塑三组拱形纹饰，下腹部有一道粗绳状贴塑纹；另一件在颈肩部附有四个小立耳，腹壁环贴四道粗绳状纹饰。
无论是釉色、造型还是纹饰，这三件孔雀蓝釉陶瓶在我国此前的考古发掘中从未发现，所以它们不太可能是我国古代窑口的产品，而应该是由国外传入。那么，它们的产地是何处呢？
古代西亚波斯地区，素以制陶著称，器形多为瓶、壶类，器物表面喜施黄、蓝等釉色。孔雀蓝釉类器物在西亚诸国发现较多，如伊拉克的萨马拉遗址、伊朗的西拉夫遗址、巴基斯坦的班布尔遗址等都有出土。尤其是在伊拉克地区，曾出土多件和刘华墓孔雀蓝釉陶瓶几乎一模一样的器物。由此，研究者经过深入探讨后认定，这三件陶瓶的产地应是西亚的波斯地区，时代为公元9世纪前后。由于这一时期波斯王朝早已成为历史，因此也有学者提出应将其统称为“西亚伊斯兰孔雀蓝釉陶器”。
西亚的陶器又是如何来到中国的？这与当时发达的海外贸易有直接关系。公元8世纪以后，由于唐朝与西域诸国之间政治关系的复杂化，“陆上丝绸之路”的通行愈加困难。“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遭到极大破坏，中国的外贸中心随着经济中心逐渐南移，“海上丝绸之路”蓬勃发展。在刘华墓发现孔雀蓝釉陶瓶之后，在我国福州、扬州、宁波、广西桂林和容县、广州等地也有类似器物发现，其中除桂林和容县外，均为我国九、十世纪重要的港口城市，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当时海路贸易的繁荣昌盛。
需要说明的是，孔雀蓝釉陶器大多质地疏松，不及本土瓷器细密，其纯为使用目的进口的可能性不大。在我国古代文献中，香料、香水、葡萄酒等通过海上贸易进口的记载不绝于书，此类器物应是作为液体类商品的储运器而使用。由于发现量较少，据推测，商品销售之后，此类器物可能会再装满东方物品返运回西亚。
福建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具有海外交通的天然优势。五代闽国时期，统治者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招来海中蛮夷商贾”，发“蛮舶”到海外经商，大大推动了福州海外贸易的蓬勃发展，形成“填郊溢郭，击毂摩肩”的繁荣景象。刘华墓出土的孔雀蓝釉陶瓶就是通过海外贸易来到福州的，由于这三件器物外形有差，可能并非一次性输入并被收藏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刘华墓中还发现了三件“石雕覆莲座”，均为扁圆形，中间凿圆孔。由于刘华墓被盗，墓内器物均被移动位置，这三件石座的用途不明。待孔雀蓝釉陶瓶发现之后，人们才恍然大悟，这两者刚好成套，石雕覆莲座当为孔雀蓝釉陶瓶的底座。原因是，三件陶瓶在刘华墓中作为“长明灯”使用，其本身器形不够稳定，装入燃油后更甚，造墓者为了保持其稳定性而制作了这三件石座。
无疑，“波斯孔雀蓝釉陶瓶”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不仅对中外陶瓷交流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古老的中华民族与西亚地区人民通过海路友好往来的实物见证。（福建博物院馆员 毛 敏）
丝绸之路，因丝绸而得名。离开了丝绸，丝绸之路就失去了它神秘而曼妙的色彩。海上丝绸之路不仅将丝绸的贸易推向了顶峰，还开拓出陶瓷之路、茶叶之路、香料之路……
古罗马人用“天下第一织物”称赞丝绸，古罗马帝国豪奢的消费之风，曾促使丝绸成为欧亚大陆上利润最为丰厚的商品之一，无疑也是东西商贸之路上最重要的商品之一。作为我国古代丝绸考古的重要发现之一，福建南宋黄昇墓丝织品的发掘成果，尽管随葬品仅仅是这位17岁夭亡的贵族少妇日常使用衣物，但其丰富仍可见墓主身份的显贵和贵族对丝绸制品的迷恋。
宋代，福州呈现一片“潮回画楫三千只，春满红楼十万家”的海外贸易繁荣景象。福州作为丝绸之路贸易大港的历史地位在宋代逐步走向顶峰，衣食住行等都无不体现了这一时代特征。黄昇墓随葬的衣物以及丝织品，充分说明了宋代贵族妇女服饰之优雅，已达到中国服饰之巅峰。黄昇（1226—1243），乃宋太祖赵匡胤第十一世孙赵与骏之妻，其父亲黄朴曾是泉州知州兼提举市舶司，而其丈夫的祖父赵师恕以朝议大夫、直徽猷阁知宋室南外宗正司事，主管外居泉州宗室宗子的属籍、教育、赏罚等事宜。南宋宗室贵族的身份以及娘家地位的显赫，决定了黄昇墓葬品的不同凡响。
黄昇墓葬出土器物共436件，成件的服饰及丝织品多达354件，其中服饰201件，整匹高级织物及面料153件。随葬的服饰和丝织品，品种繁多，面料上囊括了古代高级织物绫、罗、绸、缎、纱、绢、绮等，多为生织匹染的家蚕丝织物，质地比较坚实；衣物的款式、功能也极为齐全，包括娘家为她精心准备的陪嫁和夫家为其添置的华贵的四季衣裳，除了常见的袍、衣、背心、裤、裙、抹胸、围兜、围件等20多种类，甚至连香囊、荷包、卫生带、裹脚带这样的小件物品也包含其中。从数量与质量上都验证文献中对贵族奢靡之风的记载： “……晚近以来，妇女服饰，异常宽博，倍费绫缣，豪富之家，不念贫困之苦，悉衣锦绣……”
这批丝织物将宋代女性，特别是皇室女性日常生活的奢华与娇美全方位地展示在世人面前。宋代诗人陆游曾形容当时的高级织物：“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高级丝织物的质地轻薄漂浮，质感细腻滑嫩，是当时国内外贵族们竞尚华美、争相追逐的时髦衣着布料。“罗”便是其中的一种，它较为轻薄、透气，其外表特点是稀疏、有空隙，并有皱感。黄昇随葬衣物中罗制的裙子就达15件，其中《褐色罗印花褶裥裙》是保存较好的一件，质地透明轻薄，形如折扇，上窄下宽，由四片透明的细罗制成，每片均纵直褶裥，褶子疏密有致，并印有金色圆点小团花，可见的透明质感充分展现了罗裙“百叠漪漪水皱，六铢縰縰云轻”的飘逸灵动，如若烟尘。同墓葬出土的《深烟色牡丹花罗背心》，也是“举之若无”的典范，其仅重16.7克，整件背心不仅轻盈若羽，同时剔透似烟。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传世宋人画作《花石仕女图》，可视作对于黄昇墓出土绉纱背子穿用方式的图像注解——画中一位戴高冠的仕女，正是身着一件薄纱罗的背子，肩、胸与双臂隐隐裸显在朦胧的纱罗中。
中国是最早家养桑蚕和缫丝织绸的国家，有着5000多年的可考历史。隋唐时期，中国的丝绸产区已经出现黄河流域、巴蜀地区及长江地区三足鼎立的局面，丝绸产品通过东海线和南海线，分别输往朝鲜半岛、日本和东南亚、印度乃至由阿拉伯商人传播到欧洲。频繁的海上丝绸贸易，正是促进丝绸制作技术长足发展的动力，要制成像黄昇墓“褐色罗印花褶裥裙”这样的丝织品一样精美绝伦的高级服饰，不仅对缫丝技术有着很高的要求，同时在用纺车、线架等工具进行的拈丝、络纬等技术方面也都要十分进步。
由于南宋政治中心南移，福建又恰处宋廷所控海岸线中心，大宗的丝绸出口在市舶司收入中占有巨大的比重，为此，宋时福建的丝织业发展也得到巨大的繁荣。黄昇墓随葬的这批丝织品的织造技术在继承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创制，代表了宋代新工艺的成就。同时，服饰制作样式极为考究，质地比较轻薄，在服装缀饰上广泛运用泥金、印金、贴金、彩绘、刺绣等装饰技法。别具一格的织造技术与国内其他地方已出土的宋代丝织品有所不同，推测黄昇墓的丝织品应为福建当地制造的产品。从这批丝织品实物分析看，当时福建各地的栽桑、养蚕、缫丝、织绸各个方面的生产技术都得到了全面发展。
中国的丝绸制品在周边国家也受到广泛欢迎。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应梦袈裟》在浅蓝色斜纹地上印金，图案为阿拉伯风格的卷草牡丹，具有典型的宋代装饰风格。根据《日本高僧传》记载，它是与黄昇同一时期的佛教大师——无准师范（1179—1249）所用之物，那件袈裟上所展示出的娴熟印金技术与黄昇墓出土的印金之物十分相似。
黄昇墓丝织品的出土，充分见证了宋代已有大规模生产丝织品的工场和作坊、丝织品的制造业已成为当时重要的支柱产业，同时也说明了福建是古代丝绸畅销国外的重要生产基地，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口。（福建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丁清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