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有诗言，“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这夸张地描述了古蜀国的历史，以及地势的险恶。古蜀国一直是神秘的，由于文献记载的缺少，蜀国早期历史显得扑朔迷离。而在1929年，当地农民偶然间发现了一坑玉石器，自此揭开了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序幕，三星堆文明也就此进入人们的视野，震惊了国内外。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南兴镇三星村附近，其中有一段百米长的土梁埂（后被考古学家证实为古城墙），上有三个被当地人们称为“梁子”的巨大土堆，状似星辰，故名三星堆。在三星堆北面，有一个弯如新月的台地——月亮湾，与三星堆南北相望，清嘉庆年间的《汉州志山川志》对此地貌描述为“三星伴月堆”。
据测定，三星堆遗址距今大约4800~2600年，这就将古蜀国的历史向前推了一两千年，证明了早在三四千年前古蜀国就已存在。遗址分布面积12平方公里，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它的发现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样性。因此，其文物也极具历史文化价值。
三星堆博物馆坐落于三星堆遗址东北角，于1992年8月奠基，1997年10月建成开放，馆区占地800亩。博物馆主体建筑外形追求与地貌、史迹及文物造型艺术相结合的神韵，融原始意味和现代气息为一体。一展馆建筑为半弧形斜坡生态式建筑，张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文精神，二展馆建筑为三部一体的变形螺旋式建筑，其整体具有“堆列三星”与“人类历史演进历程”的双重象征，馆外还有气势恢宏的仿古祭祀台和供现代文体活动的大型表演场与展馆建筑遥相呼应，表达了三星堆文化苍古雄浑、博大精深的历史意蕴。
博物馆现设两大展馆，为本馆基本陈列《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陈列》之载体：第一展馆（综合馆）展示分题为“灿烂的古蜀文明”，重在展示古蜀社会物质生活，第二展馆（青铜专馆）展示分题为“青铜铸就 人间神国”，旨在揭示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整部陈列全面系统地展示三星堆遗址及遗址内一、二号商代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玉石器、金器以及陶器、骨器等千余件珍贵文物。此外，馆内文物保护中心还设有特展《雒城风华——广汉文物精华展》，展示广汉地方出土、征集的先秦至近现代文物。
“综合馆”（第一展馆）《三星伴月——灿烂的古蜀文明》，陈展金、铜、玉、石、陶等各类文物，以类设题，因题见意，纵向贯通、横向展开，全面系统地介绍古蜀历史及三星堆古蜀国在各个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
“青铜器馆”（第二展馆）《青铜铸就 人间神国——神秘的青铜王国》，通过连续递进的场景组合，全面系统地展示三星堆阵势雄浑威赫森严的青铜雕像群及一批造型神秘诡谲的古蜀青铜神品重器。
三星堆文物是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在中国浩如烟海、蔚为壮观的文物群体中，是最具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和最富观赏性的文物群体之一。在这批古蜀秘宝中，有许多光怪陆离、奇异诡谲的青铜造型，有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有宽1.38米的青铜面具、更有高达3.96米的青铜神树等，堪称独一无二的旷世神品，而以流光溢彩的金杖为代表的金器，以满饰图案的边璋为代表的玉石器，亦多为前所未见的稀世珍品。
自三星堆博物馆成立以来，先后出展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如瑞士、德国、丹麦、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新加坡等，并在国内十几个博物馆举办了特展。
探秘三星伴月，勾勒古蜀文明。三星堆博物馆全面展示了三星堆遗址及遗址内一、二号大型商代祭祀坑出土的陶器、玉器、骨器、金器和青铜器等上千件珍贵文物，让悠远的古蜀国文明从历史尘埃中走出，让我们得以看到这一拥有青铜器、城市、文字符号和大型礼仪建筑的灿烂的古代蜀国文明。
“三星堆”之名的由来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地处马牧河南北两岸的二级阶地上，距市区7公里。其文化遗存广泛分布在南兴镇三星村、真武村、回龙村及三星镇仁胜村、大埝村，遗址范围达12平方公里以上。
所谓“三星堆”，就是在南兴镇的三星村内，一段约为两百米长的“土梁埂”上起伏相连的三个黄土堆，因其形如星辰，故称三星堆。而在它的北面，就是1929年燕家院子发现玉石器的犹如一弯新月的台地——月亮湾。
三星堆与月亮湾隔着古老的马牧河南北相望，很早以前便是当地一处著名的人文景观——“三星伴月”，并被称之为“汉州八景”之一。清嘉庆《汉州志·山川志》中记：治(今广汉)西十五里，有“三星伴月堆”。此仅系指地理形貌而言，并不知其为商代蜀国所建造的巨大土建工程之一。
发现三星堆第一人
由于蜀人“不晓文字”，神秘的古蜀国都城消失在历史的黑洞之中。千年以来，马牧河依旧静静地流淌，三星伴月堆上的野草年复一年的生长与消亡。直到1929年，一位名叫燕道诚的普通农民，因偶然的机缘，在不经意间叩响了沉睡了三千多年的一个远古国度的门扉，成为发现三星堆的第一人。
那年春天，燕道诚与儿子燕青保在挖车水沟准备安放水车时，无意间挖出了一块色彩斑斓的玉石。燕道诚认定，下面一定埋有宝物，于是他们不动声色，悄悄覆土掩埋。待到夜深人静时，燕家人返回水沟，取出400多件玉石器。但燕道诚知道，一旦这个消息走漏，很可能给自己及家人带来灾祸。于是他指挥家人将这些玉石器分散，重新埋入老房屋基四周。
一年后，燕道诚将部分玉石器馈赠亲友及乡邻……广汉出土玉石器的消息不胫而走，这立即引起了东西方学者的重视与关注。当时，在广汉地区传教的英国牧师董宜笃得知此事，意识到这批器物非同寻常，便找到当地驻军旅长陶宗伯并与其协商，希望尽可能地搜集并保存这批文物，并与华西大学博物馆(今四川大学博物馆的前身)联系文物收藏。
1931年，华西大学美籍教授戴谦和等人，在董宜笃和陶宗伯的陪同下，对月亮湾进行了考察、拍照。
1934年春，在征得四川省教育厅同意后，广汉县国民政府邀请华西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林名均和美籍教授葛维汉，率考古队进驻三星堆进行调查发掘。当时发掘出土文物600多件，全交由华西大学博物馆收藏。此后，燕道诚亦将部分文物捐赠给华西大学博物馆。
这便是历史上第一次对三星堆遗址一带文化遗存的正式发掘。葛维汉、林名均等人，被郭沫若称为“华西科学考古的先锋队”。郭沫若认为，这里可能是一处重要的文化遗址，发掘工作“将产生丰硕的成果”。
自此，引发出半个多世纪的三星堆遗址考古。
石破天惊 两坑现世
1953年，宝成铁路开工后，时任铁路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西南博物院院长、著名考古学家、四川大学教授冯汉骥先生同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王家祐等人，到广汉中兴乡马牧河一带进行考古调查，发现月亮湾、三星堆都有古文化遗址。
考古学家的神奇预言
1963年，四川省博物院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在燕家院子附近选了三个点，发掘了150平方米，出土有玉石器、陶器残片、骨器、青铜器残片……并发现房址、建筑基址等。
在1963年的考古发掘现场指导中，冯汉骥教授很有预见地指出：“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他在与童恩正教授合写的《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一文中指出：发现玉器的地点，即为其手工业作坊所在地，历年来出土的玉石器、半成品和石坯，应当就是这个作坊的产物。二十三年后，那石破天惊的一幕验证了他的预言。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地群众时有发现文物及遗迹。
文物发掘与砖厂取土的“龟兔赛跑”
1975年，南兴镇在三星堆旁建起了第二砖瓦厂。工人在三星堆的土梁埂上取土制砖时，发现了大量陶器残片。由于考古队忙于其他工作，所以没有随即对遗址进行发掘。直到1980年春，四川省文管会、博物馆考古队赵殿增、范桂杰、胡昌钰、李昭和到三星堆，才目睹了文化层一个半堆子的土梁埂已被挖完的状况。四川省文管会见此情况，认为抢救发掘势在必行，于是将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从此，三星堆文物发掘与砖厂取土开始了一场“龟兔赛跑”。
1980年至1985年，四川省文物保护部门及广汉县政府联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数次发掘，获得了大量石器、陶器，发掘清理出了古遗址中少见的房屋基址，并且找到了三星堆遗址东、南、西三段城墙遗址。从连年发掘出土的石器、陶器之多以及当地群众采集的出土文物来看，整个遗址的分布范围十分广泛。经过反复地考古调查发现，确定三星堆遗址的范围约在十二平方公里以上，应当是四川迄今为止发现范围最大的一处古文化遗址。
1986年3月5日，四川省文物考古所、四川大学历史系和广汉县政府，联合开展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工作，考古工作人员上百人。这次发掘分成三个发掘区，在短短三个多月中，发掘5×5的探方53个，总面积达1325平方米，文化层堆积最厚的达2.5米以上。早期地层的年代，经碳－14测定为距今四千八百年左右。这次发掘，共清理出房屋遗迹二十多处，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玉石器等文物。然而，考古队却与两个大型祭祀坑擦肩而过，考古队所布探方与祭祀坑最近仅相距20来米。
在这次田野发掘结束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从三星堆旁的砖厂取土工地传来。
1986年7月18日，砖厂取土民工杨运洪、刘光才在距地表1.5米深的地方，突然挖出了十多件玉石器。当时驻扎在砖厂整理出土器物标本的四川省考古队陈德安、陈显丹闻讯后随即赶赴现场。经主管部门同意，及时安排暑假期间留住三星堆砖厂的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生和广汉文物干部一道，就地布方，进行抢救性发掘。当清理完文化层，在生土层上出现长方形的五花土后，一个长4.5米，宽3.3米的土坑显露出来。然后再清除坑内夯土层，火烧过的骨灰渣，陶尖底器、铜戈、铜瑗、玉石器残块陆续出土了。随着发掘清理不断深入，铜尊、铜盘等器物相继出土。出乎意料的是，如同真人大小的青铜人头像也相继出现。
7月27日凌晨3点，突然间，金杖局部在土坑中部耀眼而显。考古队员强抑欣喜，随即停止施工，回土掩埋，派出专人分别向广汉县和省文物考古所汇报。参与发掘的四川大学张文彦同学连夜冒雨骑自行车40公里回成都报告，途中摔掉两颗门牙。第二天，广汉县主管部门，广汉分管文教工作的副县长陈治山听到喜讯后，立即通知县公安局派出武装民警和文物干部敖天照到发掘现场进行保护。待36名武装民警到达现场后，发掘人员才宣传发现金杖。
砖厂民工再次打开“阿里巴巴宝藏”
砖厂民工在三星堆“土埂”旁的偶然发现，将埋藏三千年的地下宝库突然打开了，犹如神话“阿里巴巴宝藏”的再现。一号祭祀坑先后清理出青铜人头像13件，经过修复整理，还有青铜人面像、跪坐人像、铜戈、铜瑗等青铜器178件，以及玉器129件、石器70件、陶器39件、海贝124枚、金器5件。
清理完一号祭祀坑，不到一个月，二号祭祀坑的一角又被砖厂取土民工发现了。8月14日，最先是民工杨永成、温立元在距地表1.4米深的泥土中，一锄就挖到青铜人面像的额部，“砰”的一声，刨开一看，满布铜锈的人面像的眼睛、鼻孔出现了，青铜罍的口沿也露了出来。
由于砖厂民工在一号祭祀坑见过这类器物，因此意识到又是一坑“宝物”即将出土，便立即报告考古队。经发掘清理，二号祭祀坑比一号祭祀坑的器物还要多。清理完文化层和坑内夯土，在一个长5.3米，宽2.3米的土坑中，铺满了六十多根象牙，令人瞠目结舌。
在象牙下层是满满一坑青铜器，还有玉石器等。二号祭祀坑总共出土金、铜、玉、石、骨器一千四百余件，海贝约四千六百枚。这一大批器物，制作工艺精湛，造型神秘怪诞，充分展示了三千年前古代蜀国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也证明了三星堆古城遗址是商代古蜀方国的国都。
其中那尊连座2.62米高的青铜立人像，或许就是古代蜀国的国王兼神巫之长的造像。而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那根1.42米长、重达463克，刻有精致的鱼、鸟、人面纹图案的金杖，也许就是蜀王鱼凫时代的权杖，可能是作为鱼凫氏族曾经在三星堆建都立国的实物例证。
这次石破天惊的发现，对研究中国蜀地区青铜时代的历史提供了罕见的实物资料，填补了中国青铜艺术和文化史上的一些重要空白，把巴蜀文化上限向前推进了一千多年。海内外新闻媒介及考古学界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考古发现”、“他们可能会使人们对东方艺术重新评价”。
上下求索问古蜀
上世纪90年代，通过1991-1992年西城墙发掘、1995年南城墙发掘及1997年11月-1998年5月仁胜村土坑墓发掘等，考古工作者进一步确认了三星堆古城的城墙体系与古城整体架构，确证古城系古蜀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地。同时，在三星堆遗址周围的广汉、什邡、彭县、新都等地区，还调查到十余个相当于三星堆上层文化的古遗址，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广汉金鱼乡石佛寺遗址、兴隆乡烟堆子遗址、什邡市人民——新安遗址等。三星堆遗址周围地区的一般遗址的发现，正显示了三星堆遗址在周围古遗址群中的政治经济中心地位。
现已基本查明，三星堆遗址包含着两种文化面貌不尽相同、又有前后承继关系的遗存：一种是三星堆早期遗存，或称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其相对年代大约在中原地区的龙山时代；另一种是三星堆晚期遗存，即三星堆二至四期文化，其相对年代大致在夏至商末周初或更晚。
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早期遗存，在四川盆地内有广泛的分布。绵阳边堆山、巴中月亮岩、通江擂鼓寨、汉源狮子山等处遗址，都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存。在成都平原还发现了相当于三星堆一期的遗址，其中有新津龙马宝墩遗址、都江堰市青城乡芒城遗址、温江县万春乡鱼凫城遗址、崇州市双河古城遗址等，这些遗存已被命名为“宝墩文化”。在这些遗址内都发现了夯土城墙，城址规模较大。这些古城的发现，说明在三星堆一期，蜀人正由原始公社向文明社会过渡，出现了大小城邦组织，为后来出现高度发达的夏商时代三星堆古蜀文明奠定了基础。
以三星堆二至四期为代表的晚期遗存，除在盆地内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地区有较为广泛的分布外，在川北的嘉陵江、川西南的青衣江、大渡河流域也有分布。另外，在三峡地区的商周遗存中也见较为强烈的三星堆文化因素。在陕南汉中地区、鄂西地区，也受到三星堆文化的影响。
新世纪开篇以来，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得到了社会各方更为密切的关注。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是2013年的发掘成果：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三星堆遗址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群进行了年度考古发掘，一座长逾65米，宽近16米，建筑面积逾1000平方米的三星堆王国“宫殿”遗址的全貌终于显露出来。这也是三星堆遗址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建筑面积最大的商代单体建筑基址。这座编号为F1的大型建筑基址，整体建筑于夯土台基之上，平面为长方形，呈西北——东南走向。勘探表明整个青关山土台均系人工夯筑而成，现存面积约16000平方米，其中第二级台地现存面积约8000平方米。专家由此推测青关山夯土台很有可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是三星堆王国的“宫殿区”所在地。
除此之外，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还对“仓包包城墙”和“真武宫城墙”进行了发掘，这两处城墙的发现，使得三星堆城址的城墙由原来的5道变成了7道，外廓城也由于“北城墙”（真武宫城墙）的存在而变得完整起来。考古专家认为，这将对上下延续千余年的三星堆城址的营建过程、布局以及功能区域的研究产生极大的推进作用。
三星堆发现八十余年，科学系统发掘也近三十年了。目前已发表了数百篇论文，几十种书刊，初步解决了一些历史问题。但没解决问题还有大量的，面对这样一个内涵奇特、记载极少的古代文明，探谜之路还很漫长。
现在，三星考古发掘和遗址保护、规划、利用工作正有计划地逐步进行，一批批新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不断出现，为解译三星堆之谜创造了有利条件。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关注和参与破译三星堆之谜，并从中得到艺术的享受和文化的熏陶。（作者：三星堆博物馆 林维、吴维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