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斋，从来是读书人寄情寓志、安顿灵魂的地方，单看那言极简意极深的“斋号”，其个性、志趣、人生态度与精神追求便往往尽在其中。

　　清代藏书家鲍廷博的“知不足斋”，现代学者吕叔湘的“未晚斋”，国学大师王利器的“争朝夕斋”，著名作家许地山的“面壁斋”，林语堂的“有不为斋”，姚雪垠的“无止境斋”等，皆是充满智慧予人启迪的上乘斋号。

　　晋代陶渊明的“归去来馆”千古闻名，一篇《归去来兮辞》拨动千万人的心弦——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字字句句如出肺腑，极写归去来后的一切都是无限的愉悦与美好，来反衬对过往的厌倦。感情真挚，语言朴素，音律谐美，宛如天籁，堪称完美。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对此文极为推崇，直言 “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

　　陶渊明二十九岁出仕，任官十三年，四十一岁时，最后一次做官，做了八十多天的彭泽令即辞官回家。当时郡里一位督邮来彭泽巡视，官员要他束带迎接以示敬意。他气愤地说：“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即日挂冠去职。陶渊明之所以义无反顾地归去，乃出于对当时腐朽现实的不满，故特作《归去来兮辞》以明心志，并以“归去来馆”名之于书斋，显然，其“今是”与“昨非”令他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清代姚莹的“十幸斋”，知名度显然不如陶公等人，但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更显其特别的价值。他认为，自己的一生是幸运的，因而以“幸翁”自名。他说：“生平幸得于天者十事，以名其室而为之辞焉。人生有托，使在荒裔绝域或僻陋之乡，则蠢然没世已耳。”

　　这十幸分别是何事？一幸“生在桐城文物之邦”。二幸姚家代有名贤，学问文章，道义宦绩，渊源有自。三幸自己一试得举，一试成进士。四幸方少出仕，周历世事，见识大涨。五幸有林则徐、陶澍、刘鸿翱三公举荐，天子用之。六幸天子念其劳，为之昭雪。七幸一再出关，西至喀木（今西藏昌都、四川甘孜一带），殊方情事，了然可征。八幸全身而退。九幸贫士以禄为养，不使途穷。十幸有妻偕老，和敬无违，有子虽少，诗礼自好。大有繁华阅尽，随遇而安，知足常乐，云淡风轻之意，其实，怡然平和的文字里，蕴涵的是洞彻世事的大智慧，天地世间，“予我者厚哉”。

　　这位常能感受到人生之幸的姚莹，是鼎鼎大名的桐城派文章大家姚鼐侄孙。姚莹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中进士，二十一年（1816年）任福建平和知县，办事干练，诛奸抑暴，“所至鸡犬不惊，民无扰攘，风俗一变”。次年，调任龙溪知县，得到“闽吏第一”的美誉。道光十七年（1837年），姚莹擢升台湾兵备道，加按察使衔。鸦片战争爆发后，姚莹和总兵达洪阿一起，组织和率领台湾军民五战五捷，沉重打击了英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道光帝闻讯大喜，欣然在奏折上批道：“稍纾积忿！”“嘉悦之怀，笔难罄述！”谁能想到，战事结束后，权臣耆英却诬告姚莹“冒功欺罔”，姚莹竟被贬“以同知直隶州知州”身份，“发四川效用”。尽管这样，敌视他的官员仍未收手，姚莹甫至四川，即令其“使乍雅（今西藏察雅）”，“往返六七千里，道经绝漠”，使其受尽折磨。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姚莹以暮年辞官回乡，修葺祖宅，并名之曰“十幸斋”。在古代，人们往往以生前显贵，死后哀荣，万众仰视，耀祖光宗为人生最高追求，也被视为最大幸事。可文武兼备、功勋卓著却一路坎坷、饱受委屈的姚莹竟说自己不只是幸运，而且大幸，且幸有十焉，不免令人疑惑。其实，倘若切己体察一下，即可廓清一二，无论是万民拥戴，还是身陷囹圄，都被他当作“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的人生大幸。雷霆也罢，雨露也罢，皆是历练，皆是生活给予的恩赐与厚爱，他时刻不敢忘记这份恩德。能有此等胸怀，此等境界，古今中外，几人能与伯仲？

　　斋号真是一扇历史的窗户，所呈现的世界既丰富又精彩，特别是那堪称注脚的斋记，让尘封的岁月穿过千山万水活灵活现地翩翩走来，无论是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还是欧阳修的《非非堂记》，抑或是姚莹的《十幸斋记》，斋主的内心世界已通体透亮，它是钥匙，是心灵的显微镜，是破译一个既复杂又简单，既狭窄又博大的神秘世界的密码本。

　　斋号是一部厚重的大书，姚莹之“幸”更是耐读无比。（马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