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称她“和解小能手”

　　——记2020年度全国检察机关优秀办案检察官刘燕

　　“群众把问题交给我们，能够在法律层面解决最好。但一些问题单靠法律并不能解决，如果把这些矛盾纠纷推到法律之外、推到检察院门外，那么，消弭的，是群众对司法的信任；带来的，是无休止的诉累；产生的，是对司法的抱怨和社会戾气。只要有一丝和解息诉的希望，就要尽百倍努力。”

　　刘燕主持公开听证会

　　和解结案率超过8%，从未有反悔不认账的“后遗症”，说起山东省检察院第六检察部的检察官刘燕，不少民事检察条线的同行会用“和解小能手”来评价她。

　　“群众把问题交给我们，能够在法律层面解决最好。但一些问题单靠法律并不能解决，如果把这些矛盾纠纷推到法律之外、推到检察院门外，那么，消弭的，是群众对司法的信任；带来的，是无休止的诉累；产生的，是对司法的抱怨和社会戾气。”用刘燕的话来讲，只要有一丝和解息诉的希望，就要尽百倍努力。

　　“邻里纠纷，和解是最好的结果”

　　刘燕办理的第一个和解案件是邻里纠纷。

　　山东省青岛市的王小梅与李小雯是住同一层楼的对门邻居。2012年，李小雯家安装了一台大型中央空调室外机。王小梅认为空调外机噪音太大，严重影响生活，多次找李小雯协商，要求其移机，而李小雯则以安装位置没问题、移机难度大、改装费用高等原因，拒绝了这一要求。多次协商未果，双方对簿公堂。终审法院支持了王小梅的请求，判决李小雯移机。李小雯不服再审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现实中，因邻里纠纷造成极端事件的情况并不鲜见。”接到青岛市检察院提请抗诉文书，刘燕意识到，这个案子不论执行怎样的判决，都不会改善邻里关系，更不会让两家和好如初。邻里之间，这样的剑拔弩张难免日后再生摩擦。阅卷之后，刘燕找来小区户型图等材料，多次咨询空调设计安装人员，初步确定了移机方案。“最好从化解矛盾的目的出发，推动问题解决，那就是将空调外机移到合适的位置。”刘燕说。

　　“做和解工作，也需要一些技巧。”刘燕观察到，因为检察院提请抗诉，起初，王小梅对检察机关并不信任；而李小雯则始终认为，空调外机对邻居生活没有那么多的影响，“反正判决也很难执行，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拉家常是很重要的。”刘燕有她的思路——首先，要让双方感觉到检察官是客观中立的；其次，要站在双方视角上，换位思考，以诚待人。但同时也不能和稀泥、无原则让步。

　　反复沟通后，刘燕见“火候”已到，不失时机地提出移机方案。“毕竟是邻居，如果闹得不可开交，日子怎么过下去？邻里之间一定要这样水火不相容么？”

　　最终，李小雯不再固执己见，同意移机。

　　“检察官没有简单办案，努力在我们两家的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让我们重新融洽相处。”回归平静生活的王小梅特别认同刘燕的工作。

　　“这是我成为民事检察官后，和解的第一个案子，也坚定了我继续把和解工作做下去的决心，努力让矛盾在我这里化解，让问题在我这里解决。”刘燕说。

　　和稀泥？“用心的人，不会这样做”

　　骗骗原告、哄哄被告，登不上大雅之堂——长期以来，不少人对和解工作有几分偏见。

　　“相较于技术层面的法律适用，和解工作似乎专业性没有那么强，但是追问司法工作的本心，是要向当事人输送公平正义，群众有问题、有困惑、有难题，我们得竭尽所能地解决。”刘燕说。

　　发生劳动争议，劳动者要在一年之内申请劳动仲裁，其后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间，劳资纠纷就不会得到受理，也就失去了法律救济的可能。

　　张芹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被解除合同两年后，张芹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部门申请仲裁，请求签订劳动合同并支付赔偿金。仲裁委以超出仲裁时效为由不予受理，张芹遂起诉至法院。案件经历基层法院、市中院、省高院的一审、重审一审、二审及再审提审，均被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转眼间，张芹已经年近五旬，这个起于2008年8月份的劳动争议纠纷，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面对这起上门的麻烦事——一笔十多年的旧账，检察官该怎么办？对照法律，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无论从程序还是实体上，案件是不符合民事检察监督条件的。“如果不把张芹一家从长年信访的道路上拉出来，矛盾演变成‘灰犀牛’，怎么办？”

　　综合卷宗材料，刘燕发现，涉案公司在改制过程中，确实忽略了对老职工的人文关怀，工作存在一定疏漏。但涉案公司以“张家多年无理的信访诉讼严重影响公司的生产工作”为由，明确拒绝和解。

　　一方面是涉案公司的强硬态度，另一方面是法律上的“无能为力”，面对难题，刘燕还是提出了“破冰”的想法，想多做些工作。“领导认可了我的思路，全力支持我走下去。”

　　刘燕组织了一场公开听证会，作为第三者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受邀参加听证。张芹母亲在听证会上诉说了多年的苦衷，说到激动处，声泪俱下。听证会后，原本态度坚决的涉案公司表达了和解意愿。趁热打铁，刘燕又专程前往涉案公司，与负责人商谈方案。

　　处理好涉案公司这头，刘燕又做起了张芹母亲的工作，打电话沟通，经常一聊就是个把小时。一来二往中，张母逐渐明白原审法院的判决并无错误，也接受了从要求赔偿50多万元到适当补偿的建议。

　　考虑到张芹马上到退休年龄，刘燕还主动联系社保部门，了解其各项社保缴纳情况及其退休后的待遇，协调当地检察机关与社保部门，争取落实张芹各项社会保障待遇。一趟趟的奔走，一次次的电话和面谈，张芹母亲渐渐放下了对司法机关的成见。

　　“刘检察官，你的嗓子好些了没有？”张母的一句问候，让一直因声带小结发声困难的刘燕顿感症状消失。工作做到了心里，和解就有希望。最终，在刘燕的主持之下，原本不可调和的双方签订和解协议。张芹一家表示“一定会履行和解协议，不再与涉案公司对着干”。

　　“如果每个环节，都能用心一些，当事人的抱怨就会少一点，社会也就没有那么多的戾气。对于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而言，这何尝不是一个好事呢？”简单的言语，流露出的是刘燕朴素的情怀。

　　“偏僻”业务也显大格局

　　有些案件的和解，一波三折。

　　甲公司与乙公司原本是合作关系，乙公司负责发展客户，甲公司负责组织生产。后来，甲公司“跳单”，私下与客户发生业务往来。乙公司发现后，欲追究违约责任，双方又以补充协议的形式，约定甲公司可以直接接单，但应向乙公司支付提成。在合同签订后4个月后，甲公司再次违约，拒绝支付提成款，并向乙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

　　问题由此而生。自2012年来，乙公司先后三次起诉甲公司，要求确认合同效力、支付提成款等。最终，法院判决，甲公司要向乙公司支付5年来的提成款合计836万余元及相应利息。甲公司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历时8年的漫长诉讼，消耗了双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严重影响了两家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在案件的前期审查中，刘燕认为本案终审判决并无不当，也多次建议双方和解，但双方意愿差距悬殊。刘燕还了解到，受疫情影响，主做出口业务的甲公司已做好了如果判决进入执行程序就申请破产的打算。

　　为了保障两家企业生产经营，以公开听证方式促成和解似乎是唯一的办法。听证会上，通过刘燕抽丝剥茧般的提问，甲公司渐渐认识到，自己的申请监督理由难以成立，也降低了诉讼预期，表示积极配合案件和解工作；有感于检察官的不偏不倚，乙公司也表示愿意商谈和解的意愿。

　　之后，尽管刘燕多次登门，但未能如愿和解。“尽管未能达成协议，但共识在形成，差距在缩小。”刘燕身上的那股不轻易放弃的韧性被激发了出来。跟当事人说不通，那就一次次通过当事人的诉讼代理人做工作；自己沟通遇到了僵局，就发动当地的检察官积极沟通……经过十余个回合的“拉锯”，双方终于回到了谈判桌上。

　　不承想，在即将签订和解协议之际，只因知晓甲公司在早前有“不当”举报，乙公司当场拒绝签字，双方矛盾再次激化。眼看经过数十轮谈判的和解又要回到原点，刘燕一番推心置腹，双方再次重回和解轨道。最终，两家公司在检察机关见证下顺利签订和解协议，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并表示对结果满意。

　　在刚刚闭幕的第十五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对2020年度监督办案成绩突出的30个优秀办案团队和49名优秀办案检察官进行通报表扬，刘燕位列其中。

　　于刘燕看来，做一名民事检察官确实很有成就感，在那些握手言和、相逢一笑中，泯去的是纠缠与抱怨，见证的是检察官的责任与担当。与问题、矛盾、纠纷等打交道，这是刘燕的日常工作，她常说“只是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可话又说回来，最是小事显担当，哪件小事，于当事人心头，不是万担之重呢？

　　（文中案件当事人均为化名）

　　（本报全媒体记者于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