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钱瑛，我曾经写过一篇《革命不是入股分红》的文章，发表后感觉意犹未尽。越了解钱瑛，越深入她的人生轨迹和精神世界，就越感到她身上还有许多闪光的东西让我不吐不快，欲罢不能。例如，她那句常挂嘴边的口头禅：“不怕鬼”，就值得细细品味。
一
可能由于长期秘密工作养成的习惯，钱瑛存世的照片并不多。曾经看过一张30多岁时的留影，她身着旗袍，身材娇小瘦弱，双眸清澈深沉，恬静地望向镜头，联想她那“漓江如带系罗衫，两岸奇峰似玉簪”的清新诗句，她似乎更像一位富于古典气质的诗人，却很难让人联想到日后的“女包公”之威，更别说“不怕鬼”这样怒目金刚般的表达。
事实上，钱瑛就是按封建标准教养长大的，自幼长在封闭的鄂南山区，裹的是小脚，读的是四书五经、唐诗宋词，能绣花，善诗文。因为纤秀文静的外表和在十里八乡的才女之名，钱瑛在当地的婚姻市场中颇有优势，求婚者甚多。若照这样的轨迹延伸，钱瑛终有一天会带着家里给的嫁妆，嫁到母亲精心挑选的人家，过上相夫教子的平静生活。
但是，命运却在钱瑛19岁时发生了转折。这一年，她考上了县办职业学校。不知道在相对开放的县城求学开启了眼界，还是放开了紧紧包裹的小脚，思想也解放了——总之，她不能满足于做一名贤妻良母的人生归宿了。在她知道母亲背着她收下一个大户人家的聘礼后，藏在淑女外表下那倔强、刚烈、不甘平淡的灵魂突然爆发了。再三请求家人退婚不得后，一天深夜她写下控诉封建礼教的遗书，摸出剪刀，猛戳自己的喉部，以死抗争，为自己争取到去省城读书的机会，而她虽然伤重获救，却在颈部留下一道永久的疤痕。大约，这就是“不怕鬼”秉性的最早流露吧。
刚烈、倔强当然是革命者的良好品质，光有这些却不足以达到“不怕鬼”的境界。假如一个革命者以此横冲直撞，那么多半会走到沟里去，或者成为李逵式的人物。钱瑛不是李逵，她身上还凝聚着吴用之智、林冲之勇，如此之多的品质融合于纤秀如江南好女的外表下，真令人不禁拍案叫绝。
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她的亡命寻党路，完美地诠释了什么是“不怕鬼”。那时，她在火车站被几位湖南籍士兵盘查，她机警应对，使对方误以为她是湖南老乡，得到他们凑的十几元钱和一张路条，平安逃离血雨腥风之地，转赴香港找党。行旱路数天后，她改行水道登上一艘民船，却发现自己刚脱虎口又入狼窝，竟然误上了贩卖人口的贼船。千钧一发之际，她果断跳进冰冷的江水，幸遇渔民搭救才得以生还。在孤身一人找党路上，她因前额戴军帽的痕迹受到两个探子的怀疑尾随，她连夜在手帕上写就一首仿《木兰辞》，大意是未婚夫夭亡，父亲被土匪打死，自己处境艰难仍守节孝。果然，警察抓获她后，发现了手帕上的诗句，不仅不再怀疑，反而赞赏有加，认为这样一位“节孝双全”的才女，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于是放她离去。就这样，她辗转跋涉，历尽艰辛，终于在香港找到了党组织……这年，她才24岁，却表现得如此沉稳机警，堪称大勇大智。
而此后她的人生经历，一再说明了她的“不怕鬼”。在洪湖苏区，她带领地方武装英勇杀敌，给敌人留下了“常骑马率共匪冲锋陷阵，与剿匪军作殊死战”的惊呼，和“匪首贺龙，甚尊敬之，常呼之为钱先生，外传系贺龙之妹，误也”的传奇报道。1933年初被叛徒出卖，她怒而痛击叛徒耳光，遭到特务毒打，但她却镇定如恒，在法庭上与法官大声诘驳，语惊四座。在狱中，她是几次绝食斗争的中坚……她的机智无畏、果敢善断经过革命斗争的千锤百打，犹如一把寒光凛凛的宝剑令人胆慑。
二
而钱瑛是几时把“不怕鬼”作为口头禅的呢？史料有限，难有定论。遍观有关回忆录，在建国后说得最多。我想，这应该与她所肩负的纪检监察工作重担有关。
建国后，她先任中南局组织部长兼纪委副书记，1953年，到中央任中纪委专职副书记，1954年冬她担任国家监察部部长、党组书记，1959年到文革初期她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可以说，她是新中国纪检监察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纪检监察工作需要“不怕鬼”的精神么？回答是肯定的。曾任中纪委常务书记的黄克诚大将说过：纪检干部必须“五不怕”，不怕杀头、坐牢、撤职、开除党籍、离婚。黄克诚百战之将，久经沙场，一向以敢于直言著称，这“五不怕”被他说出来，颇有“亮剑”式的凛然之威。
这是一条矛盾激烈、斗争艰苦的战线，不仅要扑灭“苍蝇”，更要打击“老虎”。身为这条战线的指挥员，想做好这个工作，就必须抱定“不怕鬼”的决心。
钱瑛无所畏惧，从承担这项工作开始，个人生死荣辱已不在她的考虑之中。她曾带着几分感慨对关心她安危的老下级说：“过去（指建国前）我曾经抱定必死的决心去和敌人进行斗争，现在我还是这样，不过斗争比那时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了！”
我可以想象钱瑛说出这些话时内心的痛苦和困惑。新中国成立以后，荡涤污垢，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可以说四海归心，人民欢欣。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党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探索进程逐渐出现了偏差和失误，特别是1957年以后，“左”的思想在党内开始抬头，并“逐渐占了上风”，致使党内民主“被严重削弱”，一些部门和党委领导人独断专行，强力压制不同意见，甚至肆意践踏法律，制造冤假错案，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了极大的伤害。这样的现象，是以身许党、以身许国的钱瑛难以理解和容忍的。她和中央监委其他领导一起，反复讨论如何向党中央反映情况，认为必须按照党章规定，如实反映情况。这是中央监委的职责，否则就是失职。她忧心忡忡，拍案而起，说：“有些事情，我们得讲话了，我们不讲，谁还讲？！”
当年，革命老区安徽是“左”的重灾区。先是反右斗争被严重扩大化；而后“大跃进”运动中“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瞎指挥风“五风”肆行，致使三年困难时期安徽饿死人问题比较严重；加上安徽省委负责人搞一言堂，压制民主，将真实情况向中央封锁，制造了“李世农反党集团”和“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两起重大冤案。李世农、张恺帆均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在干部群众中素有威望，却因为反对省委的错误做法而被打为反党集团，受株连干部群众数以万计……一时之间，安徽上下愁云惨淡，干部群众迫切需要听到党中央的正确声音。
这时，钱瑛通过群众来信、来访等多种渠道，了解到安徽的问题严重。她几次派人去调查，冲破层层封锁，将安徽的真实情况向刘少奇和中央作了汇报，并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陪同刘少奇同志到安徽组，帮助安徽同志解除顾虑，检举省委负责人的错误行为，揭开了安徽的盖子。七千人大会后，根据中央指示，钱瑛带领工作组协助安徽省委甄别冤错案件，为李世农、张恺帆等人平反，数以万计的受牵连者得到解脱。随着冤假错案大量平反，全省形势迅速好转。
在那不同寻常的岁月里，钱瑛平反过震惊全国的大案，扳倒过炙手可热的“封疆大吏”，为成千上万沉冤莫辩的同志平反昭雪，改正了不少是非颠倒、敌我混淆的错误。为此，周恩来赞她是铁面无私的“女包公”，刘少奇称她是“有领导能力的，是能够独当一面的好同志”。
三
“不怕鬼”精神的实质是什么？陈云把唯物辩证法总结为“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我想，“不怕鬼”就是“不唯上、只唯实”的真实写照。
什么是不唯上，只唯实？在钱瑛眼中，纪检监察工作不能妄断，不能轻信，不能苟同，唯一的标准就是事实。她不畏权势，鄙视逢迎，不计个人得失，也不顺风转舵，而是实事求是，坚持真理。
1962年党内政治氛围非常微妙，先是年初七千人大会着手纠正“大跃进”以来党在经济等方面的失误，继而7、8月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风向大变，反对翻案风的观点被提出。正在按照七千人大会精神加紧平反甄别工作的中央监委，根据全国监察工作会议上反映的情况，认为确有少数人无理闹翻案，但不是主要的，主要还是该平反的没平反。以此为指导，钱瑛以“办事要抓关键”的态度，以极大的勇气提出善始善终做好甄别工作的意见，指出凡是处理错了的案件，就要平反。为此，钱瑛与中央监委的同志们顶住压力，继续工作，使1957年以后被错误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干部，多数得到了平反。
1965年2月，中央监委对严重违法乱纪、合谋打击陷害干部群众的四川刘结挺、张西挺两人，作出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的决定。然而，“文化大革命”初起，刘结挺、张西挺积极追随江青等人，八方活动，要求翻案，甚至被派回四川，筹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面对重重压力，钱瑛从容淡定，对刘、张案件从不改口。
那是个被“左”扭曲了正确认知的年代，钱瑛“只唯实”的作为当然激起了一些人的不满，有人在北京散布流言蜚语，意图对她不利，江青、康生等人更咬牙切齿，怒骂道：什么检查、监察，竟搞到老子头上来了。“文化大革命”中，中央监委被诬为“长期以来为资产阶级司令部所把持，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工具”，十五位常委除书记一人外，都受到残酷迫害，而钱瑛尤甚。先是鼓动无知青年对她“造反”，继而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她监禁。她当年在敌人的法庭上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坚持斗争的光辉事迹，却成为她“叛变”的“铁证”，是非颠倒，以至如此！
她最终患上重病，被送进医院，受到如临大敌般的监视，把她隔离到医院顶楼十平方米的病房里，窗户也被钉死，六位身强力壮的大汉轮流看守，不准任何人去看她，不准任何人与她谈话。垂危之际，有医生偷偷看望她、安慰她，钱瑛静静地躺着，以微弱的声音安详地吐出四个字：“我朝前看。”
联想到钱瑛“文革”中的绝境，她的“朝前看”令我不禁怦然心动。同样是临终遗言，较之另外一位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悲天悯人情怀，钱瑛的“朝前看”别有一种阅尽千帆、历经磨难仍不改初衷、乐观向前的豁达。梅花怒放悬崖百丈冰，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她预言前行的光明，而对自己的结果，她又何其坦然。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她是真正得其所哉了。
从钱瑛身上，我也看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持久生命力。一般而言，革命者参加革命，自是有其打破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理想和信念。却有那么一些所谓革命者，投机取巧，以革命为装饰，风头不对却立即掉头而去，甚至沦为叛徒；有的人渡过革命的艰难，却以之作为索取高位的凭据，只想论功行赏、论资排辈，享受安乐生活……这样的“革命者”不过是鲁迅先生形容的“娜拉”，貌似大义凛然摔门而去，其实仍然与旧世界藕断丝连，最终还是要“回去”或“堕落”。
幸好，这些“革命者”不是党内的主流，真正的共产党员是千千万万像钱瑛这样的人。他们“不怕鬼”，有信念，能战斗；他们扛上历史的责任，担着国家民族的使命，向前看，不回头。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与正确，就体现在这些人身上，否则的话，这个党早就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大规模的逆淘汰中耗尽气力，坐等灭亡，又哪来改革开放、大国崛起的风光？他们，当之无愧是党的脊梁，中国的脊梁。（简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