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秦国有位名人叫伯乐（原名叫孙阳），相传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相马专家，写过一部《相马经》（也称《马经》）。他有个儿子，缺心眼，傻乎乎地想继承父业，整天闭门死读父亲的《马经》，后来，自以为掌握了相马术，就出去寻找骐骥良马，找来找去，却找到一匹劣马。这个故事还有另外的版本，据说伯乐在《马经》一书中说凡良马的额头如何如何，眼睛如何如何，蹄子又如何如何，他儿子死背硬记，一条条都塞进脑子里了。有一天，他在路边的池塘看见一只大蛤蟆，便高兴地拉伯乐来看：“这真是一匹良马呀！你瞧，它的额头、眼睛，都跟您书上说的差不多，唯独蹄子差一些。”伯乐看是蛤蟆，又气又好笑地说：“这‘马’好跳，无法驾驭！”这个类似笑话的故事，在其他一些古书里也有大同小异的记载，如唐朝人张鷟作的《朝野佥载》，明朝人杨慎作的《艺林伐山》等，可见古人对于死记教条，机械地套用理论或照猫画虎，也是极不赞成的。
教条主义的后台往往是“本本”，什么什么书上说了，或是某某人说了，就是很少从现实出发，从实践出发，把“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忘得干干净净。不论做什么事情，踩着前人的脚印走路并不困难，也较少风险，而自己开拓一条更适合的路要困难得多，同时也光荣和光辉得多。创新，事事不单靠翻本本，也不只看祖宗是怎么讲的，这样的人可能会出现一些失误，甚至交上一些“学费”，但他也享受到了那种创新的快乐。任何事物都要靠实践去检验，想知道某种水果真正的味道，必须自己亲口尝一尝，再好的鞋子，不穿就不知道舒服不舒服，也不会知道究竟哪块儿夹脚。对此，鲁迅讲过一句名言：“什么是路？就是从没有路的地上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高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