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薯，又名红薯、地瓜，从其名字即可得知，番薯原本不是中国本土的物产，而是从外国引入的一种新物产。据俞为洁在《中国食料史》中的研究，“番薯由多人从不同的途径先后引进中国”，其中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侨居南洋的福建人陈振龙将番薯引入福建；明末，福建、广东沿海一带已普遍种植番薯。

　　番薯虽不起眼，但在中国历史上却起了不小的作用。由于番薯能在较为贫瘠干旱的山地、杂地种植，不但促进了山区的开发，丰富粮食品种，而且在饥荒之年，番薯补充食物的缺乏，更是救命无数。在古代，番薯还与为官之道有着密切的联系，俗话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句脍炙人口得如同番薯一般的“土话”，道出了为官之道和老百姓对官员的价值认可。

　　番薯是很普通的食物，有趣的是，在福建省龙海市至今流传着两个古代“番薯县令”的故事：一个是郑玉振，清乾隆年间进士，任山西和顺知县时，为济荒年，教民引种番薯，活人无数，百姓称之为“番薯县令”；另一位就是本文的主人公余应桂。

　　余应桂是明末江西都昌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历任武康、龙岩、海澄等县知县，迁监察御史、湖广巡抚、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等职，其人其事列入《明史》。

　　明崇祯元年（1628年）余应桂在海澄担任知县时，与番薯结下不解之缘，有关他与番薯的故事至今还在民间流传。那时海澄（今福建龙海）经济萧条，苛捐杂税繁重，而且经常受到海寇侵扰，百姓苦不堪言。余应桂受命于此时，是啃硬骨头来了。他七月到任，正值闽南“三伏天”，天气异常炎热。古代官员莅任履职时，很少有不讲排场的，而余应桂却是轻车简从。他的作风让当地许多官吏豪绅深感意外，甚至有人感到忐忑不安，但也有人认为这只是假象。老百姓则抱着观望的态度，希望他是一位好县官。

　　余应桂到任后，首先在海防建设上下功夫。当地方言说“吃番薯，看势面”（意为判断形势，三思而后行），面对海盗猖獗，海氛不晏，他认真调查，做足了功课之后，拟定方略：一方面清理军中旧习，整顿军纪，提高战斗力；另一方面加紧建设军事设施，扩建大泥和溪尾二铳城，严令水兵把守，注意观察敌情；同时，在两个铳城之间还建有腰城，使东西两个铳城相互呼应，构成一个完整的海岸防御体系。余应桂的功夫没有白费，铳城建成后，先是击败海寇李魁奇的进犯，之后又用大泥铳城大炮击沉海寇十多艘贼船，甚得民心，兵民无不称颂。

　　史载，余应桂“为人明敏，善剖决事，事无大小，立可决断”。一次，有两平民发生纠纷而告官，余应桂听完双方陈词，沉思片刻后，即做出剖断，对其中一人施以杖刑，以示警戒，原因是这人在争斗时动了刀子。百姓明白县令的良苦用心，额手称庆。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有时口角纠纷是难免的，但如果诉诸暴力，这是余应桂所不能容忍的。

　　余应桂任海澄知县的三年里，生活起居一切从简。为了怕县里冗员增加经费负担，他“莅任三载，不挈家，无仆婢”。公务再繁忙，日常起居不依赖下人，始终清廉自守，不逾矩。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据县志记载，余应桂“日所餐者，多用番薯，曰适口中耳，且可代匮，或啖不弃皮，其廉价又不可及矣。”堂堂知县，三餐伙食不仅无鱼无肉，且以穷苦百姓才吃的番薯代粮，更有甚者，余应桂怕浪费，还常常连番薯皮也吃掉。为此，人们亲切地称他为“番薯县令”。2014 年，在他的家乡，都昌县纪委铸造了一个警示钟，其上刻写当地名人事迹铭文，其中就提到了余应桂饥啖番薯而不弃皮之事，以此警示后人，尤其是为官者应当珍重名节、艰苦朴素。

　　番薯虽小，却可拯救苍生。为官者无论居于何位，均须牢记自己肩上的责任，以苍生为念，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杨燕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