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慎行》中写道：“君子计行虑义，小人计行其利，乃不利。有知不利之利者，则可与言理矣！”意思是说，君子谋划行动时考虑的是道义，小人谋划行动时谋求的是利益，结果反而不利。如果有人懂得不谋求利益实际上就包含着利益，那么就可以与他谈论道义了。在这段关于义利关系的论述中，作者主张义先于利，凡事不应以财富、利益为出发点，而应该以道义、仁义为着眼点。

　　历史上，许多清官廉吏、贤者达人都深谙“不利之利”的道理。据《吕氏春秋·异宝》记载，孙叔敖病危，临终前曾告诫他儿子：“楚王多次想给我封赏，我都没有接受。我死后，楚王定会封赏你。到那时，你切不可接受肥沃的封地。楚国和越国之间有个寝丘，这个地方土地贫瘠，而且地名很不吉利。楚人畏惧鬼，而越人迷信鬼神和灾祥。所以，能够长久占有的封地，恐怕只有这块土地了。”孙叔敖死后，楚王果然想把肥沃之地赐给他儿子。孙叔敖的儿子坚守父命，并请求楚王将寝丘封给他，所以一直不曾失掉这块封地。孙叔敖劳苦功高，却能做到不以利为利，实质上是参透了义利关系之后的一种理性选择，也是一种从政的大智慧。

　　不利之利，表面上看似吃亏，实际上收获的却是道义之利、正气之利。明代刑部尚书林云同临终前告诫子孙：“无他言，尔等只要学吃亏。”林云同平生严以律己，淡泊名利，奉行“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的为官之道。他任浙江左布政使时，在玉金箔案中，首犯已判死刑，有人贿赂宰相夏言，转请巡抚寻求免死。攀荣附贵、见机获利的绝佳时机摆在眼前，林云同却正色道：“官可免，此囚不可出。”在道义和私利之间，林云同选择了道义。

　　利多伤身，名高致祸。明代吴麟徵在《家诫要言》中讲：“身贵于物。汲汲为利，汲汲为名，俱非尊生之术。”在他看来，如果一味追名逐利，陷入名利的牢笼不能自拔，不仅会迷乱心智，甚至还会招来祸患。正如王阳明所说：“今人为子孙计，或至谋人之业，夺人之产。日夜营营，无所不至。昔人谓为子孙作马牛，然身没未寒，而业已属之他人。仇家群起而报复，子孙反受其殃。是殆为子孙作蛇蝎也。”个中道理，应当深思。

　　许多老一辈共产党人对义利之辨有着独到而深刻的理解。“革命者的遗产不是金钱，而是革命精神。”这是朱德教育子女的一句名言。朱德生前不止一次对孩子说：“我是无产阶级，我死后，你们没有什么可以继承的。房子、家具都是国家的。我所用的东西，都上交国家。我最珍贵的，就是屋里挂的那张毛主席像，你们可以继承。我的那些书籍你们可以留着读。”朱德去世前，还把仅有的两万元存款作为党费交给了党组织。朱德没有给子女留下丰厚财产，却留下了比金钱更宝贵的精神财富。

　　清修胜富贵，淡泊得真味。面对利益的纷扰和诱惑，党员干部要深思熟虑、明辨义利，习得“不利之利，方为大利”的智慧，涵养“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的定力，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余足云）